张挺峰反革命集团案，于1956年社会镇反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中，由群众检举揭发经公安机关反复侦查而破获的一个在吉首地区影响较大的案例。

张挺峰，男，吉首镇人，少年时就积极参与“净业社”迷信活动，1955年初中尚未毕业，休学在家，不久即被安排在吉首镇第二居委会担任文书一职。张挺峰对现实一贯不满，利用其文书的位置，先后纠合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存敌意的人组成了一个被人称之为“三祥”的小集团。他们肆意谩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公开扬言要杀害革命干部。他们还在群众中散布谣言，离间党和人民关系。1956年，东欧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英、法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埃及的战争，张挺峰等欣喜若狂，认为反共变天的时机已到，便大肆蛊惑、拉拢一批思想落后、对现实不满的社会青年、后进学生“入伙"，他们冒称政府干部，煽动乾州高小补习班学生：“要是考不起学，男的只有当强盗、当土匪、当犯人；女的只有穿花衣，卖样子。1956年元月，“三祥”商议由曾立祥去北京以求职名义寻道赴香港，企图与美蒋特务机关接上关系，张挺峰将政府下发的军属、孤老的救济款截下交给曾作为反革命活动经费。曾抵达湖北黄石后，以做小工为掩护，寻找潜往香港机会，他还去信英国驻华办事处，要求“给以政治上的庇护”（该信被北京公安机关截获，并转回吉首）。其反常活动被当地群众与有关部门察觉，曾立祥被迫于5月返吉。之后，他们把“三祥”小集团发展成为名曰“底层”的反革命组织，并制订了“做人十六条”“十章纲要”等反动纲领，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发起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暴乱。张挺峰为“底层”组织制定了所谓“为底层人服务”的“底层路线”，要跟共产党“作不调和的尖锐斗争”，“推动历史的车轮"，建立“世界大同共和国”。该集团内部有严密的分工，张挺峰掌管全盘，骨干成员分别任外交、内务秘书，武装、内务和外交助理等职。显然，张挺峰集团已经发展成为纲领明确、组织严密、活动频繁的反革命组织，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已经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张挺峰反革命集团的猖狂活动，一开始就引起了人民群众和公安机关的警觉。在中共吉首县委的高度关注下，吉首县公安局于1956年11月立案侦察。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基本上掌握了该集团的组成情况及犯罪事实，县委将这些情况向自治州地委作了专题汇报，会同州、县公安部门进行了研究分析，认定了“底层”集团的反革命性质，但考虑其成员多是一些年轻人，应当做好教育改造、分化瓦解工作。因而决定，一方面继续侦察，彻底摸清张挺峰集团的全部情况；另一方面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组织力量对误入歧途的青年人进行教育挽救。1957年5月20日，县委召开了有关单位领导人员会议，研究了对“底层”集团人员的教育方案，决定抽调8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开展工作。各单位根据统一部署，分别同该集团成员进行个别谈话，同他们一道讨论如何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听取他们对整风运动的意见，并让他们参加本单位整风运动学习，鸣放辩论，同时，对他们的错误甚至反动言行，也予以义正词严的批判。经过一段时间的启发教育，张挺峰集团的部分成员也揭发交代了一些问题，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张挺峰等为首分子却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接受教育挽救。他们继续暗地活动，鼓动其成员继续与人民政府对抗，布置他们收集材料，借整风之机向党发起攻击。并继续发展成员，张贴反动标语，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59年2月，前后活动长达近三年的张挺峰“底层”反革命集团终审结案，认定了该集团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新生反革命集团性质。在两年多的侦破过程中，吉首县各个部门协作配合，为彻底摧毁这个反动组织，教育挽救其一般成员和受蒙蔽者做了大量工作。当时认定反革命集团成员总数为81人，逮捕12名，其中8人被判处不同刑事处罚，未判刑者3人（后有2人补判徒刑，失踪1名），狱中病死1人。除判刑者外，其余成员均未作刑事结论，但都分别受到劳动教养、开除公职、下放农村、群众管制和内部掌控等不同处理。

1982年9月，由州委政法委员会牵头，州、市公安、检察、法院抽调干部5人，对此案进行了复查，报经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再次认定了以张挺峰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是一个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并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的纠合集团，张挺峰等11人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1人犯有反革命罪维持原处理意见，共12人。原定案处理有扩大化错误，除此12人外，对原被吉首县公安局认定的成员、戴帽管制的、检察院批捕的、法院判管的人员，分别由吉首市公安、检察、法院三家，从政治上、经济上按照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规定，做好了善后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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