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四清问题，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更为严峻：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掌握在敌人或他们的同盟者手里，到处都有和平演变和反革命的两面政权。8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到湖南视察工作，宣讲“扎根串连”、“人海战术”、“重划阶级成份”的“桃园经验”。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印发“后十条”修正草案的通知，进一步指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必须进行补课，漏划地富必须清查出来"，“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工作队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执行政策，负责完成社会主义教育的各项工作"，“工作队成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审查”。依照中央精神，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在全省农村“有系统地正式铺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地委为单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将运动搞深搞透”。从此，湖南的社教运动进一步向极“左”的方向发展。

9月，中共湘西州委按照省委的部署，确定吉首县为全州第一个开展“全面、系统、高标准”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县。州委集中了全州10个县的领导和干部以及从农村抽调的基层干部与知识青年，组成一个多达4084人的社教工作总团，州委书记齐寿良任总团团长，州委副书记石邦智（州长）、陈彦滨和军分区司令员苟先学任总团副团长，总团团部设万溶江公社。各县组建分团，由县委书记任分团团长，州直机关部门人员组成2个总团直属队。9月11日起开始在州集训，进行“反右倾”斗争。在近一个月的“大会动员、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放包袱、“洗手洗澡，、小组过关；总结提高、讨论政策和工作方法”三个阶段的严格审查训练后，于10月7日进驻吉首县除已进行过“四清”的吉首、社塘坡、丹青、排绸四个公社以外的2个社级镇、10个公社、143个县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城镇居委会。其中，花垣分团358人，驻矮寨公社；凤凰分团410人，驻寨阳公社及吉首镇蔬菜大队；吉首分团329人，驻万溶江公社；永顺分团508人，驻双塘公社；龙山分团530人，驻河溪、太平两个公社；古丈分团95人，驻排吼公社；大庸分团414人，驻毛坪公社；桑植分团429人，驻马颈坳公社；保靖分团369人，驻已略公社；总团2个直属队，382人，驻乾州、吉首两个镇，负责143个县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城镇居委会的运动。

运动开始至年底，各工作队以“后十条”（修正草案）为武器，采用中央批转的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开展社教运动的做法（即“桃园经验”）和省委指示，“放手发动群众”，“首先解决干部问题”，“在敌人当权的地方，首先要整恶霸，要夺印"。

工作队主要领导干部改名换姓，神秘兮兮，如临大敌。入队后，完全撇开进驻单位的领导班子和组织，主宰一切，指挥一切，抛弃前段运动试点中依靠基层组织，开展“三摆”、坚持"三自”的成功经验，全盘否定所在单位的全部历史和所有工作，认定“一干二净的党员和干部是少数的，犯有各种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党员和干部是大量的，蜕化变质的和混进来的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单位，可能超过三分之一”，从而把矛头对准基层大小干部，将所有干部集中起来，实施“人人过关”，开展大揭大批大斗。一些工作队为急于获得“成果”，对接受审查的干部不断施加各种压力，逼、供、信兼加，造成了“人人自危”的紧张局面，干部群众自诬、诬人，乱成一团。一些在“小四清”中问题基本弄清的人，为求得到工作队的“从宽”处理，他们把本已卸下的经济包袱不断加码，把反“五风”时已处理清楚的问题加以扩大，自认是贪污占用集体粮钱的“万字号”人物。也有个别人，为了戴上“积极分子”的桂冠，不惜捏造事实，杜撰假案，陷害领导或同事。短短的两个来月，这种“暴风骤雨”般斗争，造成了多起非正常死亡事件。这就是学习“桃园经验"造成的恶果。

今日红色大事记：

点击跳转——图说党史：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