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定包干”办法选定后，多次召开社员代表会，制定、审议、通过具体方案，处理具体问题。最后通过的方案是：

定总产：根据“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以1961年三包产量或实收产量为依据，看增产潜力，评加评减，合理调整，或者在查田定产基础上，参照几年来各生产队土地、水利、劳动力、种植习惯等条件的改善变化和国家的要求进行调整，按各生产队实有田土面积，定出总产量，三年不变；总收入以农副产品折价和各方面找回的现金收入为依据，评定各生产队总产值，三年不变。

定征购：本着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多产多购多留多吃，少产少购少留少吃，既承认差别，又照顾差别”的原则，征购任务在1961年基础上增加10%为1962年的任务，按起交点计算，定到各生产队；其他食油统购、生猪派购、合同收购的家禽、蛋品、辣椒等任务，同时定到生产队；农业税按总产量11%分摊到生产队。

定上交：参照各生产队除去四留后的分配数定上交任务。大队机动粮和“六十条”规定的公益金、公积金、行管费比率按总收入分摊到生产队。

定用工：按各队劳动力的劳动底分，每10分底分上交5个工，作为大队积累工和生产协作工。

定交换：主要是粮食生产为主或经济作物为主的生产队之间的产品调剂。该大队各生产队均属粮食生产队，不需进行产品调剂。

“五定包干”任务确定后，对其他问题作出相应处理，如大队所有的山林、耕牛及大型农具长期固定给生产队使用，大队与国家、公社及其他大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大队自己处理，等等。各生产队根据任务，制订生产计划，完善经营管理。通过落实“五定包干”任务，干部安了心，群众落了心，原来丢弃在外日晒雨淋的农具都收捡起来并作了修理添置，安排了专人管理，原来放荒的田土争着耕种，干部、群众真正树立了当家作主的思想，生产项项有安排、有打算。如第一生产队在制订生产计划时，挖潜力，细划算，在定产基础上计划扩大近20%。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大干一冬春，保证明年吃饱饭。

1961年12月，县委先后召开的县社两级主干会和全县三级干部会，全面学习贯彻“六十条”修正草案中，集中学习了“五定包干制”，结合试点的作法进行讨论。一致认为以生产队为单位核算分配，实行“五定包干”是个好办法，决定在全县推行。

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及“五定包干制”的推行，赢得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忙着抢耕、抢种，许多沉寂多时的山寨田园，又出现了牛欢马闹的动人场面。1962年的春风，开始吹散三年“苦日子”的重重阴霾。当然，这种生产管理体制仍是人民公社体系中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天生的”缺陷和弊端，而不少对“一大二公”情有独钟的人，认为把核算单位放到生产队，只不过是应对国民经济困难的一个权宜之计，到了所谓条件成熟的时候，还是要搞“高级形式”的。文革期间，“学大寨”运动中出现的“穷过渡”现象，就是这种“左”的思维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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