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虽然迫于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再度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没有改变。1931年1月国民党陆续推出反共文件，企图“瓦解”共产党，敕令各地“切实执行”。同年2月，“剿共老手”薛岳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后，国民党对湖南地区反共力度大大增加。湖南抗日形势发生逆转，湘西地区及乾城县也不例外。

1940年，乾城县政治局势变得愈发严酷。国民党顽固派公然抛弃“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口号，变“限共”为“反共”、“溶共”成“剿共”。对共产党组织及共产党人的破坏、迫害愈加残酷。在长时间对中共乾城地下党组织使用监视、追踪、搜索和派人卧底等手段，为破坏中共乾城地下党组织，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各个系统同时伸出了黑手。

1940年2月，国立八中学生、共产党员王先田被邵华以所谓“异党嫌疑”罪名关进禁闭室，特务百般刑讯无果，只得一周后将他释放，这时王先田已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气息奄奄。

4月，县模范小学教师、原中共乾城县工委书记黄增颐被国民党乾城县党部逮捕，关押于县狱约一月之久，后经其堂兄县民众教育馆馆长黄穆如等36人保释出狱，因此脱党。

5月，屈服于国民党乾城县党部书记长舒介丹的威逼利诱，躲在乡间“埋头念书”的徐子奇前往乾城县政府自首，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写下“自首书”、“自白书”，交待了入党经过与活动情况，把所里支部与上级的联络机关——沅陵“中苏文化协会”以及当时尚在乾城的20多个党员的姓名、住址全部告诉了敌人，沦为可耻的叛徒。之后，因徐子奇“自首”而暴露身份的所里支部另一党员时昌敏也被舒介丹“传”进了县党部，他亦屈服于反动派淫威，除签署“悔过书”外，还领着国民党枪兵去抓捕国立八中地下党员刘毓璜。

数月之内的迫害打压，将共产党人在乾城长期以来的努力付之一炬，中共所里支部被迫完全停止活动。

徐子奇等的变节与叛变，给中共乾城地下党组织，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机关遭到摧毁，活动被迫终止，党员或被捕或逃离。曾经让乾城民众振奋不已的抗日救亡运动从此转入低潮。而国民党顽固派们却弹冠相庆，得意洋洋，他们急不可待地向主子报功请赏，如乾城县政府在逮捕黄增颐后不自禁地夸耀：现本县境内之狡匪（反动派对共产党的侮辱称呼），虽不敢云全部肃清，但多方侦察，确实无狡匪活动……国民党各系统间还互通有关共产党的情报，“务使共党无一漏网”。次年7月，乾城县县长康某致凤凰县县长李某电函，抄送《中共乾城地下党调查表》，并督请“立即查办”已回凤凰老家的“共党分子”熊漠远。民国三十二年（1943）2月，邵华签署了致保靖县县长的《快邮代电》，通报“湘西绥靖公署抗敌流动演剧队”之“团队长李谊之为共产党员，故队员唐知白、蔡名扬、金汉书、彭大瑞、叶鸿章、黄健、侯法萍、陈积相、刘光青、扬作俊、田成上等亦加入共产党其活动”，“唐知白共产党化名石英，系凤凰县人，现在保靖模范小学”，“特录供电达，特希查办”，“并请嗣后交换有关系之情感（情报），以杜反动为荷”。

影响与反思：

以邵华的这封电报为标志，说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破坏镇压已达到极点。中共乾城地下党组织惨遭国民党顽固派疯狂破坏，几乎“全军覆灭”，其主要原因固然是敌人的力量占了绝对优势，乾城共产党的力量相对弱小，限于特殊的时代条件，接受上级党组织的指导通道又很不顺畅，且干部、党员多为阅历不深的青年学生，所以，在这场不对称的博弈中，共产党人虽败犹荣。当然，教训也非常深刻：

第一，必须坚持秘密工作原则。地下党组织的机关要隐蔽、分散且不固定，党员要有合法的掩护身份，提倡埋头苦干，反对并禁绝热衷于大轰大嚷的风头主义、急性病等不良作风。

第二，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把握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的主导权。国共合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共产党员不能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接受国民党名义开展工作，决不能等同接受国民党的管辖，更不能把党的内部情况向对方“和盘托出”。

第三，必须以工人、农民和其它劳动人民为主体开展群众工作。乾城地下党组织诸项工作的最大缺点，在于一直把重点放在大中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同时对国民党上层人士存在着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缺乏应有的警惕，忽视组织训练工农大众，忽视武装工作，虽然表面上工作有时热火朝天，但根基不稳，力量薄弱。

第四，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干部培训，党员教育不可有半点松懈。徐子奇等人在入党之初，确实是倾向进步的热血青年，但也有“做大事，找出路”初衷，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他们没有受到严格全面的党性、党的宗旨、党的纪律、党的传统教育，经不起严酷的斗争考验，从而颓唐、落伍甚至叛变。

乾城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乾城的革命事业已经完全失败，它只不过是凤凰涅槃过程中间的一次伟大的“浴火”洗礼。乾城地下党终止活动后，上级党组织对乾城的工作却并没有全部停止，中共湘西文化工委委员翦伯赞（《中苏》半月刊主编）、张天翼（《救亡日报》编委），分别于1940年、1944年来到乾城。他们在暂住期间，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及流亡师生，介绍抗日战争军事政治形势，鼓励大家全力做好救亡工作，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另外，党播下的革命种子，也已深深地扎根于乾城各族人民的心中。从1940年国民党公开镇压共产党地下组织和爱国人士开始，乾城各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就没有停止下来，其中规模较大的事件有：1942年3、4月波及乾城、凤凰两县的“跳仙会”起义，1943年夏新坪乡牯牛坡一带苗族农民的武装抗丁斗争，1945年反“土地陈报”斗争和1946年乾城青年教师反饥饿争民主斗争。虽然这些斗争并不是由党的地下组织或共产党员直接发动组织领导的，且具有较强的分散性、自发性、盲目性、突发性等特点，并且在国民党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双重镇压之下，相继失败，斗争骨干或遭逮捕屠杀，或逃离他乡，但无一不给予了反动派以沉重打击，除了昭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大”的真理外，还充分说明共产党在乾城的巨大响永远不可能被抹杀干净。

今日红色大事记：

http://www.dswxyjy.org.cn/GB/434461/434464/434782/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