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是吉首的主要产业之一。农业“大跃进”中，县委对林业发展制订了跃进规划，即1958年至1960年荒山造林59万亩，连续三年分别造林10万亩、27万亩、22万亩（当时荒山面积65.5万亩）。并于1958年3月筹建了三岔坪国营林场，将23个农业社划入林场范围，总面积100951亩，其中实际林地和宜林荒山79643亩，安排干部职工38人，农户1994户、8882人，劳动力4288人。林业跃进规划制订后，立即组织了群众性的采种、育苗和造林运动。另外，建立社办林场一个，队办林场四个。据当时汇报资料，三年共采种30万斤（其中1958年占40%），育苗1221亩（1958年完成745亩），造林27.6万亩（1958年完成11万亩），1958年垦复桐茶林29000亩，使当年桐茶籽产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为了提高造林成活率，县林业部门组织18名林业员和技术干部到会同县学习取经，并从该县请来一批农民林业技术员作技术指导，推广陡坡插牌造林、梯土造林、粮林结合实生苗造林等先进经验，运用这一经验造林3500亩，插竹木牌140万块，加强了幼林抚育，成活率在90%以上。但是，由于大面积的造林是采取大兵团日夜奋战，结果成活率很低，造林不见林，声势虽然浩大，但效益却很低。不过，在林业“大跃进”中，也涌现了一批优秀林业技术员。庄稼农业社社员石胜开，脚踏实地地进行林业试验研究工作，从1953年起就进行人工育杉苗研究，失败了不泄气，经过摸索，逐步掌握了育苗规律。1957年育苗2亩，出苗28万株。1958年10月，他进行的0.5亩冬季土温床育苗试验获得成功，次年7月，苗高达23公分，茎粗3公分，成为冬季育苗首创。同时，他研制了十余种土农药防治苗床病虫害，试验成功了阔叶树种育苗。他营造的杉木林，成为全县造林的样板。他先后被评为县、州、省林业劳动模范，获得七次表彰奖励，并被省林科所破例聘任为特约研究员。

1958年2月，中共湖南省委发出《关于建立国营林、农、牧垦殖场的指示》，指出：“国营林、农、牧垦殖场和林场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林业经济，是解决国家用材的可靠基地。建立国营林、农、牧垦殖场是发展山区经济的重要措施之一”。要求各地立即动手调查，编制建场方案，成立筹备机构，进行建场各种准备工作，并配备一定质量较强的骨干担任领导。根据省委指示，中共吉首县委副书记、县长石元星带领工作组进行调查勘察，最后定址在万溶江公社辖区内的塘坝冲，是年冬，在已建立的三岔坪国营林场的基础上，建立吉首国营农林垦殖场，兼管三岔坪国营林场。原下放到林场的干部、职工转入星殖场，统一安排使用。1959年春节后，从全县抽调的农村青年劳力356人，定为农垦场生产工人，立即进行山地开发，种植旱粮作物，当年获得丰收。该场开办4年，1962年末，在国民经济调整中撤销，山林土地退回原属社队，抽调的工人基本返回原籍，干部职工另行安排工作。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县委对吉首农业发展离不开水利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1958年8月，吉首县水利建设工程指挥部成立，县委副书记、县长石元星任指挥长，副县长高硕华任副指挥长。规划当年开工修建大型水利工程11处。

跃进水库、狮子庵电站和另3座小Ⅰ型、2座小Ⅱ型水库及一批山塘、河坝等工程相继开工，再次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大办水利”热潮。跃进水库是吉首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处水利工程，水库初期设计蓄水量400万立方，灌溉面积1万亩。1958年8月开始施工，1960年2月竣工。县委从各公社调集8000名劳动力，抽调94名县、社干部和27名医务人员上阵。工地成立了党委、团委，开办红专和文化技术学校。按民兵师编制，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等“十六化”。用黑板报、广播、山歌、戏剧、标语口号等12种形式宣传鼓动。石元星的题词“我们向大自然宣战，我们向青树坳进军，我们向老营山开炮，我们向干旱要粮”，给参加工程建设的群众以极大的鼓舞。民工们热情奋发，干劲冲天，涌现了很多英雄模范。整个工程投入资金114.4万元（其中国家投入94.3万元），耗费钢材20吨，炸药32.5吨，水泥180吨，木材300立米，共投入工时180万个，完成土石方68.66万方。同时修建配套灌渠3条，长34公里；倒虹吸管19处，长1306米；渡槽5处，长96米。水库建成后，实际蓄水量260万立方，灌溉面积4200多亩。至1960年3月止，全县共建水库28座，河坝908座，山塘1145口，安装抽水机18台、304.5马力，水轮泵10台，简车562架及一大批其他小型水利设施。

这些水利工程、设施的建成，对后来的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跃进水库逐渐失去农田灌溉的作用，遂开发为“八月湖”风景区，是吉首一处环境优美的旅游休闲的好地方。但是，当时在水利建设过程中，也曾发生过强迫命令等“五风”问题，县委后来花了很大气力予以纠正，对一些在兴建水利工程中遭到不公正处理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所平调的劳动力、物资都作了清退和补偿。

吉首县的农业本来是很脆弱的，只能在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下，因地制宜地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措施去改造提高。而在“大跃进”运动中，一直把“高指标”作为奋斗目标去鼓舞群众、发动群众。而这些“高指标”却脱离了实际，超越了客观发展规律，是“左”的指导思想在经济领域的直接反映，它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应当肯定，“大跃进”的气势是波澜壮阔的，体现了党和各族人民群众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改变贫困面貌的良好愿望、决心与干劲。“大跃进”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在水利电力建设上取得历史性突破，并一直发挥着良好作用。但是，欲速而不达。党和人民在“大跃进”中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浪费和损失尚可用数字反映，而运动中形成的“五风”并愈演愈烈，使党的工作受到严重破坏，给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后患，其对党的形象及党与人民群众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是无法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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